历史典故中的哲学（合集6篇）-凯发旗舰厅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典故中的哲学，本文共6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您。
篇1：历史典故中的哲学
将历史典故渗透在哲学教学里，会使哲学变得鲜活而有趣，能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观点，我们的教材有如下的表述：“由于客观事物都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都有其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我们观察一个事物不但要了解它的过去，观察它的现状，还要预测它的未来。只有弄清事物的来龙去脉，才能使我们的思想符合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适应形势的发展。”这段话启示人们要用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眼光看问题。然而，学生由于生活阅历所致，很难深入理解这段话。
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时我并没有给学生讲抽象的道理，而是引用了一段三国的故事。我扼要介绍了三国的历史，告诉学生三国是我国历史上大分化、大动荡的时期，也是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期，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最终之所以出现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并不是偶然的，曹操、刘备、孙权以他们的宏才大略为自己赢得了历史上的地位。当时人们对各派势力的前途看法不一，对局势发展充满各种猜测和设想，对天下英雄的评判也众说纷纭，大多数人认为“四世三公，门多故吏，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的袁绍乃是称霸一方的`英雄，而人单势孤、寄人篱下的刘备怎能与袁绍相提并论呢？然而曹操却不是用静止的观点看待人，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他在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断言“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袁绍不会成就大事业；相反刘备“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是真英雄也。结果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开创了蜀汉基业，三分天下有其一，而袁绍在官渡一战中被曹操打得仓惶逃窜，连连败北，最终被消灭，历史证明了曹操的远见卓识……学生们边听边若有所思地点头。
我说，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问题呢？
学生们回答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有些思维活跃的同学还联系身边的生活提出了他们的思考：“老师，我认为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很多同学盲目扎堆报热门专业，不考虑未来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就不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哲学教学中恰当地运用历史典故，往往可以提高教学的信度，让学生在以史为镜的思考中得到智慧的启迪。
篇2：“历史哲学”中的“历史―哲学”关系
“历史哲学”中的“历史―哲学”关系
“历史哲学”中的“历史―哲学”关系发布时间： -9-9 作者：秩名
引论
在黑格尔对形而上学与科学进行综合的企图失败之后，欧洲哲学开始为纯粹理性寻找其他的出路。这种寻找构成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过渡，或者也可以说，构成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开端并且成为它所包含的一个贯穿要素，从而使十九世纪以后的哲学以新的面貌突出近代哲学。
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这种寻找的结果已在以下几个方面上罗为明显的表露出来：后期的谢林与叔本华试图为逻辑理性设定界限；而尼采哲学则甚而宣告论证理性的终结；基尔凯戈尔与马克思力图直接从生存和实践的层面出发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孔德和米勒则希望用经验实证的方法来解决纯粹理性的难题；此外，绝对不应忽略的是，威廉・封・洪堡此时已处在理性向语言的过渡之中。而威廉・狄尔仄――这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课题所在――则努力在历史主义和解释学之间找到一种历史理性的立足点。
随着“历史理性”内涵的展开，狄尔仄或迟或早会面临一个理论上或方法上的两难处境。形成这个处境的最终根源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之间的张力，或者说，在体系要求与历史发生之间的张力。本文试图追索这个线索并且试图追问，狄尔仄是如何对待这个张力的；他是否能够缓解乃至克服这个张力。
由于狄尔泰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欧洲哲学在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基本思考趋向和态度，因而对此努力的考察或许不仅有助于对这个过渡阶段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对这个过渡的两端的理解，即对近代和现代之基本性质的理解。
1．狄尔泰的哲学观念
狄尔泰燕不是一个严格、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一个他自己所说的“精神科学家”。他一方面认为，“如果不是缓慢的、不可阻止地发展出了历史意识，如果没有构成一种与自射意识处在完全另一种关系之中的精神科学，如果对改造的希望没收有带来对哲学本真功能的有力证实，那么哲学已经处在丧失其使命的危险之中了”。另一方面，哲学只被狄尔泰看做是诸多世界观形式和生活观形式中的一种。由于“每一种世界观都取决于历史条件，历而都是有限的、相对的”。“每一个世界观都是真实的。但每一个世界观都是片面的”（ⅷ，2240。换言之，狄尔泰是把哲学当做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来研究，或者说，把哲学当做人类精神活动历史的产物来研究。无论狄尔泰本人是否意识到，这种做法的长处和短处都在于，哲学的历史发生性受到弘扬，而它的超时有效性则受到抑制。在这个意义上，为黑格尔以思辨的方式所化解的真理的有效性和真理的历史性之矛盾，到狄尔泰这里则必定要成为他一生所须面对的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表现在狄尔泰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中。在其生前发表和未发表的著述中，狄尔仄都曾一再地谈到“哲学的本质”。他对哲学的理解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形式和方法的角度来看，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在于它的“普全性”和“对普遍有效知识的要求”。与“普全性”相呼应的是这样一种追求，即“联结个别事物、创造联系，并且不顾个别科学的局限而将这种联系加以扩展”（v，3460）。我们呆以在狄尔泰晚年写给胡塞尔的信中看到这个意向在他学术生涯中的位置：“我一生的大部分都奉献给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它应当为精神科学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和内在在的整体联系。”而与“普遍有效性”相呼应的则是另一种追求，即“对最终论证的追求”：“对我们知识的论证的是自苏格拉底以来所有真正的哲学家们所建设的哲学基本科学的最大功能。”（ⅷ，224）这种追求具体意味着：“回返到论证之中，直到哲学奠基的最后一个点被达到。”（v，346），正是由于狄 尔泰将哲学的形式特征理解为论证方法，他也因此就划定了哲学相对于其他世界观（艺术和宗教）的界限：它是分析的、发现的、论证的、而非创造的、构建的、理解的（参阅：ⅷ，87ff，172等）。
另一方面，在哲学的对象和内容方面狄尔泰又将哲学定义为“关于现实的知识”或“现实事物的科学”（ⅷ，172）。在这个定义中包含着这样一个命题：现实事物作为现实的一部分是先于哲学而存在的。哲学只是通过分解、分析，通过个别地指明和归总，去发现意识事实中已经现存的东西，发现那些由直接意识所构造的关系点，即自身、世界、神性。因此，狄尔泰赞同席勒的观点：“哲学进行分析，但不进行创作……哲学不产生任何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对先于论证而被给予的实在之把握，从而表明自身在逻辑上是第二性的东西。
对哲学的这个两方面的定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指示着狄尔泰对“论证――哲学”和“诠释――诠释学”之间关系和基本理解；它同时也体现着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智识主义传统与施莱尔马赫浪漫主义遗产在他思想中形成的基本张力，或者说，体现着思维形式与生活内涵之间的基本张。
当然，我们至此为止所说都还只是狄尔泰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概念：而当他将自己的基本思想称作“生命哲学”时，上述说法似乎便不再有效，方法与内容之间的张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了得到了解决：生命哲学不仅意味着一种关于生命的哲学，也就是说，生命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被探讨的对象；而且，生命哲学同时还意味着它是一种由生例子中产生的必然成就，它就是生命活动本身。或者用狄尔泰本人的话来说，“生命在这里把握到生命”（ⅶ，136），主体同时也是客体。或者说，“知识的主体在这里就是知识的客体”（ⅶ，191）。哲学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在这里不复成立。随之，历史经验、历史科学、历史意识对待有别于自然科学经验的地方也得以明确，它首先表现在：“研究历史的人与创造历史的人是同一个。”（ⅶ，278）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的所谓“历史理性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人的各种能力的历史发生的检验与批判，即“认识自身以及由自身所创造的社会与历史”（ⅰ，116）。
2．生命哲学的基本方法：自身思义
据此我们可以说，狄尔泰的哲学观念并不是一种从历史意识出发对近代身意识为基础的哲学反叛，而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展开。狄尔泰自己曾明确地强调，“充实了的自身意识是历史性的”（ⅷ，187）。所以伽达默尔认为，狄尔泰的“历史意识”不仅“就是一种
自身认识的方式”，而且它还“指明我们必须更深入地规定自身认识的本质”（wum,239）。由此可见，狄尔泰的仍然是一位处在西方近代思想传统轨道上的哲学家。
然而这个解决方式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并不就意味着方法与内容的一致。我们只需再进一步便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哲学一般的特征在生命哲学中也成立，那么生命哲学所依据的方法也应当是论证。这时我们便会涉及狄尔泰所提出的一个为生命哲学所特有的哲学论证方法，它也是狄尔泰所理解的全部精神科学的奠基方法，却：“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的方法。狄尔泰本人甚至将“生命哲学”等同于“自身思义的哲学”（ⅷ，188）。在这里，“自身思义”的概念具有极为突出的意义。
“自身思义”首先是狄尔泰在对施莱尔马赫的阐释中（1870年）发展起来的一个术语。狄尔泰以后将这个概念纳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他曾明确地阐述过“自身思义”与哲学的关系：“如果对哲学进行历史的理解，那么它就是关于人在思维、创造、行动时所做的事情的发生意识。这些事情在其他地方是偶然地和局部地进行的，在哲学中则是有意地和普遍地进行的。哲学因而就是自身思义。”（ⅷ，240），“只要自身思义出现，哲学便在此，无论它采取多少种形式与结构。”（ⅷ，38）对“自身思义”的这个规定贯穿在狄尔泰的哲学体系的始终。还是在1886/1887年所做的“什么是哲学”的手稿中便可以看到，自身思义方法在狄尔泰本人的系统哲学构想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狄尔泰在这里认为：“系统哲学的基础是自身思义，亦即对意识条件的认识，在这里认为系统哲学的基础是自身思义，亦即对意识条件的认识，在这些条件下，通过普遍有效的规定，因此也通过普遍有效的认识、普遍有效的价值规定和普遍有效的目的行为的规则，精神被提升到它的自主性上。”（ⅷ，188――189）此外，从约克伯爵与狄尔泰的通信中可以读到，至迟在《关于一门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1894年）中，狄尔泰已经将“自身思义”概念从一开始就已经具备了以后在胡塞尔那里才凸现出来的先验含义。“将客观联系回溯到自身思义之中”的趋向被狄尔泰看做是现代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ⅷ，189）。
就其总体思想而方，狄尔泰甚至试图将整个精神科学，也廉洁是“以历史――社会现实为对象的科学”（ⅰ，4），建立在一种“内经验”的基础上，或者说，建立在“自身思义”的基础上。我们或者可以将它视作用先验哲学来为历史――社会学奠基的尝试，或者视作一种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推动先验哲学的企图。这个两方面的意向被概括地包含在“历史理性批判”的表述中。历史意识与批判意识在狄尔泰思想中似乎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
3．自身思义方法的特征
所以，狄尔泰向作为精神科学之基础的“自身思义”提出的要求首先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条：
其一，“自身思义”必须考察在生命联系中被给予的所有“意识条件”或“知识条件”（ⅷ，178～179）。据此，“自身思义”首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反思性的意识活动：思义行为反向地朝向思义者的生命活动本身。约克伯爵在将狄尔泰“自身思义”确定为“第一性的认识手段”的同时，自己也在手稿中将它描述为一种“开启哲学纪元”的方法，“如在苏格拉底那里、如在笛卡尔那里”。因此，从根本上说，“自身思义”方法继承了西方哲学中的“自识”趋向，它仍然带有浓烈的先验意图。
这个意义上的“自身思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康德哲学所依据的批判方式或先验方式相一致。一般说来，康德将他的“批判哲学”理解为一种对所有人类理性能力进行检验和研究的企图。但他偏向于从认识的层面来进行“批判”：“对一个问题的批判解答并浊以客观的方式进行，而是去探问这个问题的所依据的认识基础”(krv,512，重点号为笔者所加)。而狄尔尔泰的“自身思义”不仅仅是对认识条件的反思，而且是“对在其总体性中思维着、创造着和行动着的人的意识到”（ⅷ，240，重点号为笔者所加）。在这里展示出狄尔泰“越过康德的进程”（“fortgang üuber kant”，1874年），它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一个“从自身思义向诠释学，从诠释学到自然认识的进程。但所有这一切都以生活与认识的关系、内经验与思维的关系为基础（ⅷ，174）。
如申述我们继续向前回溯，那么“自身思义”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笛卡尔方式进行的对“我思”的确定。但这里的“思”（cogito）也应获得相应的扩展：它不只意味着在近代思想中得到偏重发展的知识论方向，甚至也不应仅仅是是指文德尔班所理解的“意识一般”，而是整个的人连同其全部思维和生活。
其二，“自身思义”必须历史地进行。它是一种“历史的领会”，“惟有它才使一种历史的看得以可能”（ⅶ，201），因为“仅仅是从我们生物这总体性出发的发展史就可以回答我们向哲学提出的问题”（ⅷ，179）。
据此，我们可以将“自身思义”视作一种历史性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本身是对主体历史行为及其各种成就的历史发生的把握和理解，简言之，对历史经验的把握和理解，这是历史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在这里所更为关注的一面，它有其历史的过程，它是历史地进行的。
在这点上，狄尔泰又离开康德和笛卡尔，从维柯那里寻找“自身思义”作为历史性意识的合法性依据。维何曾在《新科学》中针对笛卡提出一个著名的公理，即“认识”（verum）与“创造”（factum）（或者说，真理与行为、知与行）的可互换原理上。这个公理在狄尔泰那里一再以不同的方式得到重复，例如“在我们成为历史的观察者之前，我们首先是历史生物，并且正因为我们是后者，们才能成为前者”（ⅶ。279）：“精神只能理解它所创造的东西”（ⅶ，148）。狄尔泰认为，这种特殊的主客体关系恰恰论证了在精神科学中历史经验的特殊认识形态。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狄尔泰对哲学的两种理解中所包含的两个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因素，即系统的有效性与历史的发生性，也以变化的方式继续出现在他对“自身思义”方法的这两个要求中，并且明确地指示着他的基本哲学建基于其上的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他想用“自身思义”来为精神科学研究提供一种在逻辑学――方法论上精密的、但在伦理上价值中立的内在反思性的奠基，这表明锹尔泰在总体上没有使“自身思义”方法脱离开哲学的逻辑学――认
识论论证传统；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认识由于其智识主义的狭隘性以及非历史的观察方式而无法满足这些要求，我们不可能用纯粹理性的方法把把握那些非理性的东西，因而“自身思义”的新意在于，它不再是仅仅以“认识主体”，而是以“整个的”人，即“意愿着、感受着、表象着的生物”（ⅰ，ⅹⅶ）为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将“自身思义”与“认识论”对立起来（参见：ⅹⅸ，79）.
当然，除了上面两个要求以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狄尔泰对“自身思义”方法所提出的第三个要求：“自身思义”方法既应当为思维和认识，也应当为行动奠定基础（ⅹⅸ，89）。因此，以后的一些解释者将“自身思义”理解为一种植根在生命联系之中的实践反思，一个更多地偏向或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洞察（phrónesis）的东西。“自身思义”之所以带有的这种道德一实践含义，可能与狄尔泰本人早期对伦理的奠基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关。他从一开始便面临着近代以来由科学概念和相关认识论所引发的理论的知识与实践的生命确然性相互分离的问题。因此，在狄尔泰对“自身思义”的要求中至少还透露出他综合这两个趋向的努力。
但是，对“自身思义”的这个理解或要求能够消解或克服在体系有救性和历史发生性之间的张力吗？
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细究起来，这个在道德实践方面的要求仍然从属于第二个历史性要求。我们用一个标题便可以概括“自身思义”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历史一实践的原则”；而它们相对的是在第一个要求中所体现的特征：“反思论证的原则”。
因此，我之所以在前面谈及狄尔泰思想中的“两难处境”，理由就在于，他一方面已经意识到近代哲学意识的危机，因而想摧毁性地对待“逻辑―本体论”的一统天下（即主宰近代思维的逻辑理性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并没有完全放弃与传统的联系，所以还一再想建设性地把握住“精神科学的逻辑关系”（这是狄尔泰为他后期主要的著作《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所设想的标题）。这里的分寸尺度恐怕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狄尔泰哲学的褒贬评价原则上也系于对这个问题的表态。
“自身思义”不是一个依据近代以因果性、规律性为目的科学方法概念，这应当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也能够有别于那个自笛卡尔以来贯穿在近代哲学之始终的反思方法吗？倘若“自身思义”既不完全是一种外向的、科学的方法，也不完全是内向的、哲学的方法，那么它应当是什么呢？
4．自身思义与理解
狄尔泰对“自身思义”的后两个要求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它使“自身思义”获得了“历史――实践原则”的称号。我们还要将目光进一步集中在这一点上。
我们在前面曾引用狄尔泰的话：“在我们成为历史的观察者之前，我们首先是历史生物，并且因为我们是后者，我们才能成为前者。”（ⅶ，278）很明显，这里的历史性既是做为观察主体的“我们”的特征，也是指作为被观察客体的“我们”的特征。但这个“我们”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它究竟是指某个认识者的个体，还是指作为总体认识者的人类本身？而且这是一个涉及到主客体的“我们”的双问题。
虽然在狄尔泰本人那里可以找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说法，但我认为，他早期的基本趋向在于：将“自身思义”看做是一个属于个体心理学的范畴。即使从字面上看，它也常常使我们联想到内心省心理学，反思心理学等等。
如果“自身思义”指的是每一个认识者个体与其自身的一种认知关系，那么它在原则上无法有别于作为近代哲学之方法代表的“反思”或“内感知”：它们从笛卡尔正式提出以来便主要被用来指称个体主体的对自身特征的结构的观察与把握。而个体所获得的历史经验是否可以等同于作为总体认识者的人类身的社会―历史经验，这仍然是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为了论证历史经验的特殊形态，狄尔泰秘须确定在认识个体中的状况和过程与构成社会与历史的体系和结构是同一的。否则，“自身思义”所获得的只是自身思义者本人的认识与创造，这种认识与创造不会具有普遍性，不能被看做是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知识与活动。
这可能是狄尔泰在后期偏重于诠释学和“理解”方法的主要原因。换言之，在狄尔泰那里已经展示出欧洲思想史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也可以被看作是从个体主体的本我哲学向交互主体的社会理论的过渡。
在狄尔泰后期的著作中的确可以找到证据，说明狄尔泰对他早期的观点作出了一定的修改或展开。例如在《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中，狄尔泰曾指出“内省”方法以及整个心理学认识方法的局限性：“它〔心理物理的生命统一体〕在追求对自身状况的坚持与把握的同时，在它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的同时，这样一种自身认识的内省法的狭隘局限性便表露出来。”(ⅶ,87)他认为，“人只能在历史中认识自身，而永远不能通过内省”（ⅶ，279）。因此，“以为可以用心理的生活过程、用心理学来获取我们对这个内在方面的知识，这是一个通常的错误”（ⅶ，84）。
我们当然不能将狄尔泰批评的“内省法”完全等同于“自身思义”方法，因为狄尔泰在同一部著作中仍然还在推崇“自身思义”（参阅：ⅶ，87）；他仍然坚持，可以通过对“自己生活历程的回忆”（ ⅶ，132）而直接进入历史生活；不仅自我的同一性可以在时间维度上构成杂多相续的体验综合，而且生命历史的统一也可以通过“回顾性解释的提高”而构造自身。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狄尔泰通过对“内省”方法的批评而削弱或放弃了对“自身思义”方法的第一个要求：以批判性反思论证的方式考察所有的“意识条件”或“知识条件”。换而之，狄尔泰对“内省”方法的批评或多或少地意味着对“自身思义”方法的认识反思批判特征的否定。他自己也显然已经明白这一点：“自身思义以思维的规律和形式的有效性为前设，因为它运用这些规律和形式。因此，如果它希望能够证明这种有效性，那便会出现循环。”（ⅷ，179）这个转变也在他的另一个说法中得到表达，即：“现实本身在其最终的层面上是无法得到逻辑澄清的，而只能得到理解。”（ⅷ，174）
因此，在指出“内省”方法局限性的同时，狄尔泰弘扬了“理解”方法：“惟有他的活动、他的确定了的生命表达、他对其他人的影响才教导人了解他自身；因此他只能通过理解这条弯路才能认识他自己。
”（ⅶ，87）狄尔泰其所以将“理解”称之为“弯路”，乃是就“理解”方法相对于“自身思义”所具有的间接性质而言。后者可以看做是对生命活动本身的直接把握，即在论证理性标题下的反思心理学、理象学的把握；而“理解”则只要意味着对生命活动结果、对生命表达的把握，也包括对与此相关联的他人生命表达乃至社会生活总体的把握――在理解理性标题下的诠释学把握。
我们可以说，在狄尔泰的思想中，“自身思义”与“理解”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心理学与解释学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反映着关于个体主体的理论与关于交互主体的理论的关系。――狄尔泰和其他生命哲学的“leben\"（生命、生活）一词的双重语义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对“leben”的关注和研究既包容着对个体生命的自身思义，也包容着对它置身于其中社会生活的理解。
因此，如果对历史经验的把握主要是指个体认识者对总体的人类社会及其总体历史的认识，那么“自身思义”的名称和方法便有不足之处。而以个体间的相互理解为讨论课题的诠释学恰恰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手段。
从心理学向解释学的“转折”在我看来因而实际上只是狄尔泰精神科学奠基方法的侧重点的变化，而且这两个方法是互补的。这个观点在另一些狄尔泰研究者那里也可以找到支持：他们认为，从总体上看，狄尔泰主张，为精神科学提供基础的既是心理学，也是解释学。因此后期的狄尔泰并同有完全放弃心理学立场，只是这个立场已经退避到解释学立场的后面而已。
5．理解作为世界观
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里德尔的说法而将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构想称作“哲学中的解释学转向”，它意味着“从论证理性向理解理性的过渡”。这个过渡在狄尔泰那里具体地表现为一种从自身思义方法向理解方法的转向，但实际上也可以被看做是广义的自身思义方法本身的一个侧重点变化。
不管我们怎样来定义这个转变，它对于狄尔泰思想本身以及对本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伽达默尔甚至认为，“狄尔泰为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奠基所做的关键步骤就是，他找到了从个人生命经验中的构造联系向根本不再能够为个人所体验和经验的历史联系的过渡”；伽达默尔也将这个过渡称作“从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奠基向诠释学奠基的过渡”（wum,228）。
当然这里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精神科学引论》的遗稿中，狄尔泰曾对“自身思义”和“理解”的关系做过一段值得注意的阐述。他认为，“中心是由自身思义和理解所构成的。当然，自身思义是第一性的，但对他人的理解也从另一方面决定着自身思义，就像自身意识与世界在一个联系中相互联结一样”（x ⅸ，276）。
这段话不仅指明了在“自身思义”与“理解”、“自身意识”与“世界”这两对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它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虽然狄尔泰确定，在自身思义和理解之间存在着联系，但他仍将这两者理解为不同的通向人类生活的通道。这个在通道类型方面的区别实际上也就是对世界的各种不同把握方式上的区别，或者说，不同的世界理解或世界观。
如果我们在这里将自身思义的方法大致地看做是“心理学一现象学的方法”或这个意义上的哲学方法，那么它的特点必须是直观―论证的，它要求切近生活体验本身，并且批判地检验它们的结构、论证它们之间的联系；而理解的方法则意义较宽，它意味着除哲学以外所有其他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或者说，意味着另外的两种世界观：宗教与艺术。实际上，根据上面对狄尔泰“自身思义”方法特征的分析，甚至在哲学本身之中（例如在生命哲学之中）也仍含有理解方法的成分。换言之，论证也是一种理解的方式，哲学也是一种世界观。
现在可以看出，哲学对普遍有效性的要求虽然是合理的，但却仍然植根于生命现实之中，因为它与宗教、艺术一样，都是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之一。因此，论证―批判与诠释―理解都只是一些从不同的、直接或间接的层面来接近作为总体的世界的方式而已。
无论是自身思义还是理解，它们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与自然科学的因果解释方式的笔者区别。如果说“自身思义”方法不是狄尔泰的首创，而是在古希腊的智慧中得到孕育并且在近代思想中得以诞生，那么“理解”概念则是首次发源于后期狄尔泰所做的精神科学奠基的努力之中，它标识出所有历史认识的特性。因此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哲学意识与历史意识根本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意识。
由于狄尔泰的早期便抱有“反对智识主义”的趋向，因此他后期对自省趋向的背离和对理解方法的偏重便是必然的结果。历史理解在他体系中明显优先于自身论证。当然，对生命表达和生命客体的关注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狄尔泰所受到的黑格尔精神客体化思想的影响，这个影响在狄尔泰早期《关于一门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的文字中已经得到一定的显示。
6．在传统与当代之间的理解
我们在这里将目光进一步集中在狄尔泰的作为哲学世界观的理解上。
“自身思义”的对象在于思义进行者个体的生命活动（体验）和生命表达（意义），而“理解”则朝向人类总体的生命活动与生命表达：它的同时性表现为人类社会，它的历时性表现为人类历史。就此而论，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是在纵横两方面延伸开来的哲学；而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所依托的理解方法是对自身思义方法的两方面扩展。
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伽达默尔要说：在狄尔泰那里，“历史意识就是一种自身认识的方式”。它作为人类的自身认识，“与其说是自身消解，不如说是对自身的不断增强的占有”；它“知道自己与它自身是与它产生于其中的传统处在一种反思的关系之中。它从它的历史出发理解它自身”（wum，239）。这个阐释相当明确地指出了在狄尔泰的“理解”方法与“自身思义”方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所谓“历史意识”，无非就是人类总体对其总体传统的自身认识或理解，就像“自身思义”可以被看做是对个体的自身认识与理解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前面所
提到的在狄尔泰的“历史哲学”以及“自身思义”中的内在张力――发生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是否就可以得到消解呢？这还要通过对“理解”这个概念的进一步分析才能回答。
我们可以注意到，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引论》的第一卷中就已经开始提出一种社会心理学的一历史的观察方式。他在那里认为，个体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个体本身是在社会中的体验”（ⅰ，31）。借助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概念，狄尔泰阐释了自己的行为与其他人行为的相互依赖的思想。他由此而确定，在〔个体的〕体验与〔个体间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由于我们作为行为的主体来体验社会，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于我们对社会的相互作用的参与而理解社会中的各种进程。
这样，只要我们将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中所提出的心理学放在一个社会的和历史的范围中，那么就可以避免人们所批评的在狄尔泰哲学中的两难：“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观点的两难。人们不必作出要么是心理学（个体主体的理论），要么是诠释学（交互主体的理论）的选择。因为在狄尔泰看来，如果不去考虑规定着心灵生活联系的文化和历史影响，那么心灵生活的联系作为心理学的.对象就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注意作为在社会与历史中各个行为体系和超个体的意义构成之基础的心理结构，那么对这些行为体系和意义构成的完善理解也是不可能的。――这似乎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生活的辩证法。
但是，无论理解的对象是个体生命还是社会生活，它们都已经是业已形成的对明性的东西。在这一点上，理解并不在本质上有别于自身思义。也正是在一点上，海德格尔赞同约克对狄尔泰的批评：“过少强调在存在状态上的东西（ontischem）与历史学上的东西（historischem）之间的区别“（suz,399），这种区别在海德格尔那里实际上就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因此他看到了约克所看到的事实：“一种从历史中离异出来的体系在方法论上是不充分的。”（suz,402）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批评狄尔泰用“逻辑主体”来取代“现实主体”（wum,228），因而“理解”在他那里已经成为一种“在生命前行而成为观念性之后才追补后续的反身操作”（ wum,264）。
事实上狄尔泰本人也已经或多或少地看到这一点：“体验并不是作为一个客体而与立义者相对立，相反，它的此在对我来说是与在它之中对我来说此在着的东西不可分的。我们无法从空间中的各个位置出发来看到在它之中的东西。而那些对这些东西进行立义的不同视点是通过反思而反补地产生的，并且不会触及到在其体验特征中的它本身。”
但一种对现实主体的理解，或者说，一种非对象一非逻辑的理解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呢？的确，当主体脱离出身现实而使自己成为客体时，这两个对立的东西已经不再是同一的了。狄尔泰的所谓“知识的主体在这里就是知识的客体”（ⅶ,191）只是一种抽象而非现实的同一性。那么一种真正同一的、主客不分浑然一体的理解、一种不从主体本身之中离异出来的对主体的理解是可能的吗？约克和海德格尔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因为哲学活动就是生活”（suz,402），这里没有离异可言。如果把这个意义上的哲学理解或历史意识也看作是一种“知识”，那么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知识’并不是从一种内在的自身感知之中才产生出来，而是属于此之在的，而这个此之在本质上就是理解”（suz,144）。他指明，“理解于它本身就具有我们称之为筹划的生存论结构”（suz,145）。伽达默尔则更明确地说，“理解就是人类生命本身的原初存在特征”，“是此在原初进行形式，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wum,264）。可以看出，后狄尔泰的“理解”范畴已经有了方法论上的根本变化。――但这已经是另一个论题的范围了。
在狄尔泰这里，我们尚未发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所赋予的“理解”的这些基本特征。在狄尔泰的“理解”概念上还残留着较多的知识论传统性质，它们并不能帮助他消解内在张力，或许还强化了这个张力。
看到并且试图消除这个张力的一方面是与狄尔泰同时代的约克以及后来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约克的消解方案是：“哲学，尤其是批判哲学，不能从历史性中抽象出来。”“因为哲学活动就是生活，所以我认为有一门历史哲学。”（suz,402）这门历史哲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以存在与时间的形而上学的形态出现的，历史活动本身（不是它的结果）被理解为形而上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虽然强调一种对传统哲学的“克服”（überwindung），但坚决拒绝由狄尔泰思想所导致的对哲学的“取消”（abschaffung）：“狄尔泰否定形而上学，根本已不再理解形而上学的问题，面对形而上学的逻辑一筹莫展；这乃是狄尔泰的人类学的基本立场的内在结果。他的‘哲学的哲学’乃是一种对哲学所做的人类学上取消工作的突出形式，而不是一种对哲学的克服。”
另一种消解这个张力的企图则通过胡塞尔而得到明确的表达。如所周知，狄尔泰的历史哲学观以后也遭到胡塞尔的批评。他认为，根据狄尔泰的历史哲学观可以得出，哲学的任务仅仅在于写下自己的历史而已。这种观点忽略了真理的超时间、超历史的有效性，因此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哲学家们的放任自流。胡塞尔要求，“无论在流动的起效用（gelten）和客观的有效性（gültigkeit）之间的关系、在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和作为有效理论体系的科学之间的关系会为澄清性的理解造成多大的困难，它们的区别和对立必须予以承认”(hua x x v,44)。
在胡塞尔与狄尔泰之间发生的这场令人深思的争论中，胡塞尔的批评无疑是有力的，也是合理的。当然它的合理性现在看来并不在于他对哲学真理的普遍有效性的主张，而是毋宁在于：一旦哲学提出普遍有效性和最终论证的要求，它就只能将各个哲学体系的历史事实发生的混乱状态弃之不顾。胡塞尔在19“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对狄尔泰的批评，就像他十年前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对心理主义的批评一样，再一次迫使他的对手严格而彻底地进行思考，并且严格而彻底地面对他们思考的结论。
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勒维特曾批评说，“对历史性问题的回答不是真正哲学的回答，狄尔泰为用历史意识来构建一门哲学所付出的毕生努力正是由于他的知识的诚实性而失败”。
结束语
波尔诺夫在许多年前便认为，“在哲学
分裂为许多各不相同、各自不再相互理解的学派的时代之后，今天的发展对于一个超越出迄今为止之对立的新建构来说已经成熟，而狄尔泰的哲学著作为这样一个统一的新建构提供了根本的基础”。今天人们不会再对“新建构的基础”这种说法持有保留或异议，只要看一眼狄尔泰思想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和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方面以及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另一方面的影响便可知一二。现在已经可以承认：只有在充分认只了狄尔泰哲学的基础上。对现代哲学的深入理解以及因此也包括对后现代思想的深入理解才将会是可能的。
倘若我们可以在后现代的氛围中继续谈论“新建构的基础”，那么我们就不仅要看到，狄尔泰既通过他的诠释学“理解”方面的开拓性，也通过他的心理学“自身思义”方面的开拓性而在精神科学奠基方面做出贡献；实际上我们首先应当看到的是：这两种方法一方面继承了近代自识理论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开启了现代交往行为的先河。
更具体地说，我们在前面实际上已经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广义上自身思义和理解在狄尔泰那里是一回事，只是因为需要的不同，它们才分别地被提出和强调：自身思义被用来说明直接性、个体性、反思性、论证性、与自身的联系等等，而理解则被用来说明间接性、总体性、历史性、诠释性、与他人的联系等等。狄尔泰的思想之所以具有跨时代的性质，其原因可以从他这两个概念的特征上去解释：它们代表了现代哲学从本我论向社会理论（历史理论）的转型，展现了当代思想从奠基于个体自我上的论证理性向立足于交互主体上的理解理性的过渡。
从早期的分析的、描述的心理学到论证的、自身思义的哲学似乎有一个过渡存在，实际上这整个过渡可以包容在现象学领域之中。至于中后期的诠释学或生命诠释学，可以说是已经突破了现象学的领域，但仍然处在现象学―诠释学的总体视域之中。无论如何，狄尔泰的生命诠释学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诠释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奇特的相互影响；早期的狄尔泰（当然还有布伦塔诺等）以其“描述心理学”的方法影响了早期的胡塞尔，使胡塞尔将自己的纲领也标识为“描述心理学”；而中后期的狄尔泰又在诠释学的方向上影响了海德格尔和他之后的诠释学。反过来，早期的胡塞尔也在心理学―现象学的方向上影响了狄尔泰的最后十年，并使他将自己的方法一度也称作“现象学”（ⅶ，296）。这些交互的影响应当是另一项重要研究的讨论课题，而且将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讨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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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经典历史典故
经典历史典故4则
历史典故一：扬州二十四桥
“二十四桥”的芳名，之所以流传千载，得益于杜牧的一首名诗。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说到扬州二十四桥，就无法回避一个千古之谜：它究竟是一座桥，还是二十四座桥?至今未能解得开。
二十四桥得名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唐代有人在一个月光如水、清风徐徐的夜晚，见到24个风姿绰约的仙女，身披羽纱，酥手托箫，鼓着粉腮，轻启红唇，飘上一座小石桥，于是那舒缓柔美的旋律，便从24支箫管中缓缓地流淌出来。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扬州出西门向北行3-5里处，有一石桥和一木桥，两相近桥头的距离约24步，村里的长者都认为这儿就是“二十四桥”。在他们幼小的时候，都有被长辈牵着小手“数数过桥”的经历：跨过一座桥，从一个桥头走向另一个桥头，“一步、二步……”一般都是二十四步。照这种说法，“二十四桥”是两座桥的统称。
二十四桥猜测
其实从宋代起，“二十四桥”便成了一宗众说纷纭而无定论的疑桉：有人说是一座桥，有人认为是指二十四座桥。历代的辞典、诗词注解也都兼收两派之说，而不敢轻易取舍。
南宋词人姜白石在一个初冬来到扬州，写下了《扬州慢》这一千古绝唱：“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从词的具体语言环境来看，“二十四桥”似乎是指一座桥。
有人认为大名鼎鼎的二十四桥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它只是唐代扬州桥梁的总称。最早对此作出解释的是宋朝大科学家沉括，他认为“扬州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五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可纪者有二十四桥。”并在卷中从城区的汶河茶园桥起，到东面的山光桥止一一列出了桥名，但算来算去仅有21座桥的名称。也有人认为杜牧诗中的“何处”二字，清楚地传递着这样一个信念：二十四桥绝不是一座桥。
二十四桥争论
二十四桥的姿那麽美?二十四桥的月那麽妙?历史上有没有二十四桥?二十四桥究竟指的是什麽?古往今来，多少风雅人士试图探个究竟，至今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综合起来，大致有如下种种：
1、“二十四桥”就是一座桥，只因传说隋炀帝时，有24个美人月夜在桥上吹箫，故名“二十四美人桥”，简称“二十四桥”或“廿四桥”。到了清代，人们逐渐倾向于那原是一座桥的名称。清代扬州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写道：“二十四桥即吴家砖桥，一名红药桥，”“跨西门街东西两岸”。
近来，扬州的一位青年作家，从语言上、地理位置上对“二十四桥”作了大量的论证：扬州“二十四桥”为“阿师桥”的谐音，并考证沉括记载的阿师桥，为今城北的螺丝湾桥。根据《汉语音韵学导论》一书拟唐音“二”、“十”、“四”、“桥”分别与“阿师桥”音同。若从扬州方言观之，“二十四桥”与“阿师桥”之古音也相近。因“阿”古音为a(见王力的《汉语语音学》)，“二”古代的北方方言也为a。
2、“二十四桥”就是遍布扬州地区的24座桥梁。沉括对二十四桥循名责实一一以求，但只凑成21座。南宋的王象之在《舆地记胜》中则记载：“所谓二十四桥者，或存或亡，不可得而考。”
3、“二十四桥”是古代扬州桥梁的编号。在古诗中以序号称桥的不乏其例，就唐代扬州而言，对桥的编码也是有桉可稽的。唐朝施肩吾《戏赠李主簿》诗有“不知暗数春游处，偏忆扬州第几桥”之句。唐人张齐《寄扬州故人》诗中有“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
4、“二十四桥”在诗文中是虚指而非实指，故“二十四桥”既非24座亦不是一座，不过是泛指扬州小桥多罢了。杜牧常常喜欢用数字入诗。如《江南春》绝句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赠别》一诗中有“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谴怀》的诗句中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等等。由此可见，杜牧喜欢用数字，又特别喜欢用约数。因为它为约数，即不是实数，更不是专名。
当然，也有人指出“二十四桥”借指扬州，泛指扬州的繁华或是专指扬州美人，这些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二十四桥”的最终解释权，恐怕还得归杜牧。
扬州二十四桥现状
今天，念四路中段东面，五亭桥西边的景区就叫二十四桥景区。其主建筑熙春台东面有毛泽东手书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诗碑。在熙春台东北80米的地方，有一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的公园中常见的那种小卑桥，宽2.4米，两头各有二十四层台阶，两边各有二十四根栏杆，叫它二十四桥。桥的西北有一座简洁的亭子，宛在水中央，叫吹箫厅。这算是为外地游客建的'，就好比今人在鲁迅故居百草园里种了一块菜来和散文对应一样。建这么一座“二十四桥”，也表明比较可信的是指一座桥。这座现代的“二十四桥”不是古代的二十四桥的复制，品味不怎么高，有些俗气。⇒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历史典故二：白居易进长安
唐宪宗即位以后，对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任用了一些像李绛那样的正直的大臣当宰相。但是他仍旧宠信宦官。他想讨伐藩镇，用一个宦官头子做统帅。这件事引起一些大臣的反对。反对得最激烈的是左拾遗白居易。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诗人，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音guī)人。他擅长作诗的名气，很早就传开了。白居易自小聪明，生下来刚六七个月，就能辨认“之”、“无”两个字，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大概在他十五六岁那年，他父亲白季庚在徐州做官，让他到京城长安去见世面，结交名人。
那时候，正是朱泚叛乱之后，长安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到处闹粮荒，长安米价飞涨，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
当时，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点才气，但是脾气高傲，遇到后生晚辈，常常倚老卖老。白居易听到顾况的名气，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
顾况听说白居易也是个官家子弟，不好不接待。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
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
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随手翻着翻着，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顾况读到这里，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啊!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您别见怪。”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了不起。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也就在长安出了名。不到几年，他考取了进士。唐宪宗听说他的名气，马上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后来又派他担任左拾遗。
白居易可不是那种争名求利、向上级阿谀奉承的官僚。他一面不断地创作新的诗歌，揭露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
一面在宪宗面前多次直谏，特别是反对让宦官掌握兵权。
这一回，白居易谏阻宪宗封宦官做统帅，惹得宪宗很气恼。他跟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我把他提拔上来的，怎么对我这样不敬，我实在忍耐不住啦!”
李绛说：“白居易敢在陛下面前直谏，不怕杀头，正说明他对国家的忠心。如果办他的罪，只怕以后没人敢说真话了。
唐宪宗勉强接受李绛的意见，暂时没有把白居易撤职。但是，过了没有多少天，终于把他左拾遗的职务撤掉，改派别的官职。
白居易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不少是反映现实的，像《秦中吟》和《新乐府》。在这些诗篇中，有的揭露了宦官仗势欺压百姓的罪恶，有的讽刺官僚们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他的诗歌通俗好懂，受到当时广大人民的欢迎，街头巷尾，到处都传诵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到能够使她听懂。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但是说明他写的诗歌是比较接近群众的。
正因为他的诗反映现实，触犯了掌权的宦官和大官僚，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咒骂和忌恨。有些人想诬陷白居易，只是一时找不到借口。
过了几年，白居易在太子的东宫里作大夫。有一次，宰相武元衡被人派刺客暗杀了。这次暗杀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朝廷的官僚谁也不想开口。只有白居易站了出来，首先向宪宗上了奏章，要求通缉凶手。宦官和官僚抓住这个机会，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不该对朝廷大事乱主张，狠狠地告了一状。
接着，又有一批一向讨厌白居易的官员，乱哄哄造谣污蔑，向白居易泼污水。有人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掉到井里淹死的，白居易居然还写过《赏花》、《新井》的诗，那不是大不孝吗?
经过这样罗织罪名，谁也没法给白居易辩护，白居易终于被降职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去当司马了。
白居易无辜受到贬谪，到了江州之后，心情十分抑郁。有一天晚上，他在江州的湓浦口送客人，听到江上传来一阵哀怨的琵琶声，叫人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漂泊江湖的老年歌女弹的。白居易见了那歌女，又听她诉说她的可悲身世，十分同情;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引起满腔心事。回来以后，写下了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诗中说：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后来白居易又几次回到京城，做过几任朝廷大官。但是当时的朝政十分混乱，像白居易这样正直的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把他全部精力倾注到诗歌创作中去。他的一生一共写了二千八百多首诗，成为我国文学宝库里的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
历史典故三：望梅止渴
有一年夏季，曹操带领队伍去伐罪张绣，气候热得出奇，烈日似火，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队伍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走，两边密密的树木和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山石，让人透不过气来。
到了中午时分，士兵的衣服都湿透了，行军的速度也慢下来，有几个体弱的士兵竟晕倒在路边。
曹操看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担忧贻误战机，心里非常着急。但是，眼下几万人马连水都喝不上，又怎么能加速速度呢?
他立即叫来向导，悄悄问他：“这附近可有水源?”向导摇摇头说：“泉水在山谷的那一边，要绕道过去另有很远的旅程。”曹操想了一下说，“不行，时间来不及。”他看了看前边的树林，沉思了一会儿，对向导说：“你什么也别说，我来想措施。”他知道现在纵然下下令要求队伍加速速度也无济于事。
脑子一转，措施来了，他一夹马肚子，快速赶到部队前面，用马鞭指着前方说：“士兵们，我知道前面有一大片梅林，那边的梅子又大又好吃，我们快点赶路，绕过这个山丘就到梅林了!”士兵们一听，好像已经吃到嘴里，精神大振，步调禁不住加速了很多。
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假谲》。成语“望梅止渴”，比喻用梦想慰藉自己或他人。
历史典故四：老而不死是为贼
出自《论语》“宪问”篇
原文：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注释：原壤：鲁国人，孔子的旧友。夷俟：夷，有解释为蹲的，也有解释为箕踞，双腿分开而坐。俟，等待。夷俟是说他蹲着或坐着等在那里，很没有礼貌。孙弟：同逊悌。
译文：原壤叉开双腿坐着等待孔子。孔子骂他说：“年幼的时候，你不讲孝悌，长大了又没有什么可说的成就，老而不死，真是害人虫。”说着，用手杖敲他的小腿。
评析：据说原壤和孔子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老熟人，遗憾的是直到老了之后，原壤还是那么为老不尊。因此孔子才将他从小到老的一生加以数落，并指出这样为老不尊的老人简直就是害人虫。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体会到，每个人的年龄虽然随着日月的流逝会一天天增长，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学习，不提高自己，那么不管年龄多么增长，他的素养也不会提高。因此我们应该以此警示自己：不要放松对学习和个人修养的追求，到老了还被别人看成是为老不尊的“贼”。人必自重，然后人重之。当然，也有人觉得孔子对这位原壤老人太过严厉了一点，如果他觉得那样度过一生也很快乐，我们又何必去苛求他呢?现代社会讲究尊重多元文化，讲究尊重个性，所以许多时候，对别人还是应该宽容一些为好。
篇4：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十五篇
1.匡衡凿壁(匡衡凿壁)
【出处】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西京杂记》卷二
【释义】后以之为刻苦读书的典实。
【用法】作宾语、定语;指人勤学
【近义词】凿壁偷光
【押韵词】舳舻相继、舍身取义、安心乐意、英英玉立、河山带砺、率性任意、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胡天胡帝、不食之地、微言精义
【成语故事】西汉时期，宰相匡衡从小因为家贫，没有条件进学堂，他白天帮人干活，晚上没钱买灯油，就只好在家里土墙上凿一个洞，借隔壁的灯光来读书，甚至到有书的人家去免费帮工换取书本，他刻苦学习终于在汉元帝时期当上太子少傅
【成语举例】因效匡衡凿壁之义，于墙上穴一小孔，置灯彼屋而光射此房。 清·李渔《闲情偶寄·居室·书房壁》
2.老泪纵横(老泪纵横)
【出处】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唐·杜甫《羌村三首》
【解释】纵横：交错。老人泪流满面，形容极度悲伤或激动。
【用法】作谓语、定语;常与“泣不成声”连用
【结构】主谓式
【相近词】满面泪痕、泪如雨下
【反义词】笑逐颜开、眉开眼笑
【同韵词】电照风行、心和气平、兵无常形、官止神行、赫赫之名、肆虐横行、事无二成、少年老诚、一气呵成、便宜施行
【成语故事】公元757年，杜甫得到唐肃宗的许可回家探亲，在回家途中亲眼看到安史之乱所造成的种种惨境。邻居问他战争何时才能结束，并诉说家乡的苦难：地没有耕种，孩子们被逼去打仗……说到伤心处，乡亲们老泪纵横，杜甫只好仰天长叹
3.无中生有(无中生有)
【出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老子》
【释义】道家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把没有的说成有。比喻毫无事实，凭空捏造。
【用法】作谓语、宾语;指凭空捏造
【结构】主谓式
【相近词】造谣生事、信口雌黄、捕风捉影
【反义词】确凿无疑、铁证如山、事出有因
【押韵词】眠花卧柳、齐大非耦、十字街口、霹雳手、食不充口、帖耳俯首、鲐背苍耈、红灯绿酒、一介不苟、引领翘首
【成语故事】春秋时期，大哲学家老子提出他的宇宙论。他认为宇宙的形成过程是道生天地，天地生万物，循环往复是道的运动，柔弱是道的运用，天下万物生于有形体的天地，有形体的天地生于无形体的道
4.近水楼台(近水楼台)
【典故】范文正公镇钱塘，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 宋·俞文豹《清夜录》
【释义】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比喻能优先得到利益或便利的某种地位或关系。
【用法】作主语、宾语、定语;指优先
【结构】偏正式
【相近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反义词】隔岸观火
【押韵词】文武全才、命世之才、矜能负才、助边输财、土木形骸、手到拈来、杞梓之才、朴斲之材、计斗负才、惠然肯来
【成语故事】宋仁宗时期，杭州知府范仲淹脾气温和，与手下人同甘共苦，很多人得到他的关心与推荐提拔，有一个外地巡检苏麟到杭州办事，送范仲淹一首诗：“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明白他的意思就给了他想要的东西
5.鸡鸣狗盗(鸡鸣狗盗)
【出处】《史记·孟尝君列传》载：齐孟尝君出使秦被昭王扣留，孟一食客装狗钻入秦营偷出狐白裘献给昭王妾以说情放孟。孟逃至函谷关时昭王又令追捕。另一食客装鸡叫引众鸡齐鸣骗开城门，孟得以逃回齐。
【解释】鸣：叫;盗：偷东西。指微不足道的本领。也指偷偷摸摸的行为。
【用法】作主语、宾语、定语;指小本事
【结构】联合式
【相近词】旁门左道
【反义词】正人君子
【同韵词】文君新醮、不出所料、夺人所好、腹心相照、感恩图报、着有成效、求忠出孝、戒骄戒躁、闳远微妙、三星高照
【成语故事】战国时期齐国相国孟尝君出访秦国，秦国的相国出于嫉妒劝秦昭王杀死他，秦昭王把他关了起来。孟尝君的门客晚上装成一条狗混进秦宫偷白狐袍子送给燕姬，燕姬求情放走了孟尝君。孟尝君一行深夜逃到函谷关，门客学鸡叫骗开城门逃跑
6.破釜沉舟
【典故】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 《史记·项羽本纪》
【释义】比喻下决心不顾一切地干到底。
【用法】作谓语、宾语、状语;形容做事的决心很大
【结构】联合式
【相近词】义无反顾、背水一战、决一死战
【相反词】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举棋不定
【同韵词】冥漠之都、雨歇云收、与羊谋羞、养尊处优、一壑一丘、归正首丘、帷幕不修、黄干黑廋、皮里春秋、无妄之忧
【成语故事】秦朝末年，秦王派大将章邯带20万大军进攻诸侯国赵国，赵王派人向楚王求援，楚王让宋义挂帅，项羽辅佐率军救援，宋义故意拖延时机，项羽杀了宋义并率军渡过漳水去援赵，他们把锅砸了，把船沉入江底，作生死决战，终于击败秦军
7.坚贞不屈(坚贞不屈)
【出处】坚强而不屈，义也。 《荀子·法行》王公束修厉节，敦乐爇文，不求苟得，不为苟行，但以坚贞之操，违俗失众，横为谗佞所构毁。 《后汉书·王龚传》
【解释】坚：坚定;贞：有节操;屈：屈服、低头。意志坚定，决不屈服。
【用法】作谓语、状语;指意志坚定
【结构】补充式
【相近词】威武不屈、坚强不屈
【相反词】卑躬屈膝、奴颜婢膝
【同韵词】批吭捣虚、穴处野居、燕雀之居、虎豹之驹、乘隙捣虚、温恭自虚、投刃皆虚、华屋丘墟、穷大失居、丢卒保车
【成语故事】明朝末年，清豫亲王多铎率军攻打扬州，派明朝降将李遇春去扬州劝降史可法，被史可法痛骂而回。豫亲王多次用书信劝降，也被史可法回书痛骂。清兵攻陷扬州，史可法自杀未遂，被清兵俘虏，他坚贞不屈，慷慨就义
8.盲人摸象
【出处】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 《大般涅盘经》三二
【释义】比喻对事物只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乱加猜测，想做出全面的判断。
【用法】作宾语、定语、分句;指看问题以偏概全
【结构】主谓式
【相近词】管中窥豹、坐井观天
【相反词】洞察一切、仰视观察
【同韵词】东游西逛、后来者居上、一瓶不响，半瓶晃荡、详略得当、打翻身仗、层峦迭嶂、门户开放、一石激起千层浪、狂涛骇浪、大失所望
【成语故事】古代佛经里讲到有几个盲人去摸大象，一个瞎子摸到大象的腿就说大象像棍子，一个摸到大象的耳朵就说大象像扇子，一个摸到大象的尾巴说像绳子。因为他们摸到的都是大象的一部分而没有看到大象的整体形象
9.摩肩接踵
【典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 《战国策·齐策一》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归附者踵接。 《宋史·李显忠传》
【释义】肩碰着肩，脚碰着脚。形容人多拥挤。
【用法】作谓语、定语、状语;形容人多时
【结构】联合式
【相近词】熙熙攘攘、熙来攘往
【反义词】地广人稀
【同韵词】雾兴云涌、堤溃蚁孔、血气方勇、小怯大勇、恃强怙宠、成何体统、大智大勇、血气之勇、贯鱼成宠、北辰星拱、......
【成语故事】春秋时期，齐国相国晏婴奉命出使楚国，楚王存心侮辱他，不给他走正门，说齐国没人就派这个矮人来。晏婴说齐国街上的人摩肩接踵，挥汗成雨。齐国的出使规矩就是无能的使臣只能去见无能的国君。楚王自取其辱，只好隆重接待
10.名正言顺(名正言顺)
【典故】《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利。”
【释义】名：名分，名义;顺：合理、顺当。原指名分正当，说话合理。后多指做某事名义正当，道理也说得通。
【用法】作谓语、定语、补语;用于说话
【结构】联合式
【近义词】理直气壮
【相反词】理屈词穷
【押韵词】出内之吝、情至意尽、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砺世摩钝、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民保于信、言之过甚、高谈弘论、黄中内润、单传心印、......
【灯谜】闯王登基改国号
【成语故事】孔子因不满鲁定公沉迷酒色，带领学生来到卫国，因卫灵公言而无信，就留下子路一人，他带领其他学生离开卫国。卫出公继位后，让子路去请孔子来卫国辅政。孔子说：“只有名义正当，说话合理，才能干成大事。”
11.名落孙山(名落孙山)
【典故】吴人孙山，滑稽才子也。赴举他郡，乡人讬以子偕往。乡人子失意，山缀榜末，先归。乡人问其子得失，山曰：‘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 宋·范公偁《过庭录》
【释义】名字落在榜末孙山的'后面。指考试或选拔没有录取。
【用法】作谓语、定语、补语;指落选
【结构】主谓式
【近义词】一败涂地
【相反词】名列前茅
【同韵词】先我着鞭、缺吃少穿、沥胆披肝、春满人间、陈旧不堪、鹏抟九天、窥见一斑、瓮尽杯干、粲然可观、沥血披肝、......
【谜语】写中文
【成语故事】宋朝苏州滑稽才子孙山与朋友去苏州参加乡试。考完以后，孙山考中但是最后一名。朋友没考中留在省城。孙山回到乡里接受乡亲的祝贺。朋友的父亲来打听儿子的情况，他作诗“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来回答朋友的父亲
12.孟母三迁(孟母三迁)
【出处】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 汉·赵歧《孟子题词》
【解释】孟轲的母亲为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三次迁居。形容家长教子有方。
【用法】作宾语、定语;指为了孩子的教育
【相近词】三迁之教
【同韵词】学如登山、千古奇冤、坐卧不安、鬼计多端、沸反连天、阴凝冰坚、一夫得道，九族升天、衣弊履穿、呼吸之间、伯仲之间、......
【成语故事】战国时期，孟子小时候非常聪明，经常模仿送葬人吹喇叭，孟母担心他荒废学业就把家搬到城里，刚好旁边是一个屠宰场，孟子很快就学会了杀猪宰羊，孟母只好搬家到一个学校附近，从此孟子就开始学习孔子的思想而成为一代思想家
13.落井下石
【典故】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语出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释义】看见人要掉进陷井里，不伸手救他，反而推他下去，又扔下石头。比喻乘人有危难时加以陷害。
【用法】作谓语、定语、宾语;指陷害人
【结构】复句式
【近义词】乘人之危、趁火打劫
【相反词】助人为乐、雪中送炭、相濡以沫
【同韵词】择善固执、安弱守雌、君仁臣直、史鱼秉直、一资半职、一口不能着两匙、词正理直、船到桥门自会直、半文不值、设官分职、......
【年代】古代
【灯谜】往井下人滚石头
【邂逅语】推人下井还要滚石头
【成语故事】唐朝时期，御史大夫柳宗元因为过失而被贬至柳州刺史，他在柳州忧郁不得志而死。文学家韩愈见好友被小人进谗言而替他打抱不平，为他写墓志铭深刻揭露那帮落井下石的人，同时也提醒世人要警惕那些平时指天发誓掏心窝的人
14.励精图治(励精图治)
【出处】宣帝始亲万机，励精为治。 《汉书·魏相传》厉精图治，将大有为。 《宋史·神宗纪赞》
【解释】图：谋求，设法。厉：奋勉。治：治理。振奋精神，设法把国家治理好。亦作“励精图治”、“厉精求治”、“厉精为治”。
【用法】作主语、谓语、宾语;用于统治者
【结构】联合式
【相近词】雄才大略
【相反词】丧权辱国、祸国殃民
【同韵词】朝三暮四、百金之士、枯槁之士、穷巷陋室、操戈同室、悠然自适、逆天行事、前尘影事、旷职偾事、少不经事、......
【年代】古代
【灯谜】医学
【成语故事】公元前68年，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病死，御史大夫魏相建议汉宣帝刘询采取措施削弱霍氏权力。霍氏假借太后命令欲杀魏相，汉宣帝先发制人将霍氏满门抄斩，从此亲自处理朝政，振作精神，力图把国家治理得繁荣富强
15.乐极生悲(乐极生悲)
【典故】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 《史记·滑稽列传》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 《淮南子·道应训》
【解释】高兴到极点时，发生使人悲伤的事。
【用法】作谓语、宾语、定语;指高兴到极点就生灾
【结构】紧缩式
【近义词】否极泰来、物极必反
【反义词】乐而忘返、乐不可支
【同韵词】暴戾恣睢、长傲饰非、治乱扶危、蕙折兰摧、凤皇于蜚、招事惹非、大雪纷飞、双宿双飞、早出暮归、物是人非、......
【年代】古代
【谜语】笑死人;江州司马青衫湿
【歇后语】新媳妇流泪
【成语故事】战国时期，齐威王很小就继承了王位，他一味贪图玩乐，在都城临淄建造“稷下”宫，让能言善辩的人陪他聊天。一次楚国侵略齐国，淳于髡凭口才请来赵国救兵解围。齐威王摆酒庆功，淳于髡趁机给他讲乐极生悲的道理，帮他成为明君
篇5：经典历史典故
经典历史典故「4则」
1、望梅止渴
有一年夏季，曹操带领队伍去伐罪张绣，气候热得出奇，烈日似火，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队伍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走，两边密密的树木和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山石，让人透不过气来。到了中午时分，士兵的衣服都湿透了，行军的速度也慢下来，有几个体弱的士兵竟晕倒在路边。 曹操看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担忧贻误战机，心里非常着急。但是，眼下几万人马连水都喝不上，又怎么能加速速度呢?他立即叫来向导，悄悄问他：“这附近可有水源?”向导摇摇头说：“泉水在山谷的那一边，要绕道过去另有很远的旅程。”曹操想了一下说，“不行，时间来不及。”他看了看前边的树林，沉思了一会儿，对向导说：“你什么也别说，我来想措施。”他知道现在纵然下下令要求队伍加速速度也无济于事。脑子一转，措施来了，他一夹马肚子，快速赶到部队前面，用马鞭指着前方说：“士兵们，我知道前面有一大片梅林，那边的梅子又大又好吃，我们快点赶路，绕过这个山丘就到梅林了!”士兵们一听，好像已经吃到嘴里，精神大振，步调禁不住加速了很多。 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假谲》。成语“望梅止渴”，比喻用梦想慰藉自己或他人。
2、武王伐纣
周王姬昌死后，他的第二个儿子姬发在丰京继位，称为武王，并将自己的父亲西伯昌追称为文王。
周武王拜姜尚为军师，用对待父辈的礼仪尊重他。武王还团结自己的兄弟周公旦、召公奭(shì)等，使全国上下一条心，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准备起兵灭商。
数年后，武王率军东进。但他没有公开打出灭商的旗号，相反却仍以商朝属国的名义，让军队在前面抬着自己父亲的木牌位，大旗上书写着西伯昌的名号，而自己也不称王，只称太子发。武王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进行一次虚实试探。
武王的军队东进渡过黄河来到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果然许多商朝属国的诸侯们纷纷赶来汇合，表示支持。但武王考虑到纣王在商朝还有一定的号召力，纣王的叔父比干、兄弟箕子、微子等一批商朝的贵族大臣们还在竭力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觉得灭纣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只在孟津进行了一次观兵演习，与诸侯们联络了一下感情，便带兵回到了丰京。
这时纣王的昏庸暴虐却更加变本加厉了。有天早晨，纣王在鹿台上与妲己一起观赏风景。此时正是隆冬天气，他们看见远处的淇水边有一老一少两个人正赤着脚在蹚水过河。前面的老人走得很快，好像不太怕冷，而后面的.年轻人却缩手缩脚，一副十分怕冷的样子。为什么年轻人反倒不如老年人?纣王觉得奇怪。妲己说，这是因为那老人的父母生他时很年轻，因此他的骨髓饱满、精血旺盛；而这年轻人则相反，是一对老年夫妇所生，因此他的骨髓先天就不饱满。纣王不信，就命武士立刻去将两人抓来，当场砍开他们的脚胫骨看个究竟。还有一次，纣王为了与妲己打赌在鹿台下路过的一个孕妇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又让武士马上剖开了她的肚子。
大臣箕子见纣王实在闹得不像话，进宫去劝谏。纣王一怒之下，下令将箕子剃了光头，关到后宫做奴隶。比干去为箕子说情，纣王竟命武士将他剖胸剜心，说是要看看他这个装假正经的圣人到底长了几个心眼。微子看到纣王实在无药可救了，他不愿亲眼目睹。
3、司马昭之心
魏少帝曹芳恨透了司马家族，结果被废黜，司马师立曹丕的孙子曹髦（mao）为帝。但是，曹髦空有帝王的虚名，手中却没有实权，只是个傀儡（kuilei），蝉联命一个朝廷官员都做不了主。朝中的全部权威都集中在司马师和他弟弟司马昭手中。
司马昭是司马懿的第二个儿子，哥哥司马师死后，他接替做了上将军。司马昭同父亲、哥哥一样，工于心计，计谋过人。司马昭方才坐上上将军的宝座，镇东上将军诸葛诞谋反，司马昭率兵伐罪，大胜而归。司马昭为人奸滑，他以为魏国完全是依靠司马家族才得以有了今天，因此他进进出出都有三千名手执兵器的保护一呼百诺，所有的事情也不禀报朝廷，而直接由他决断。
曹髦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帝王，他对司马昭大权在握，自己不能亲理朝政，越来越不满，更担忧自己有朝一日会像曹芳一样，被司马昭废掉。他想了好几天，终于作出了决定。
这天，曹髦把通常里还比较听他话的王经、王沈和王业三位大臣召入宫内，从怀中取失事先写好的伐罪司马昭的诏书，说道：“三位爱卿，司马昭大权在握，野心勃勃，他称帝之心连过路人都知道。我决不能坐以待毙，等着他来废掉我。今天，我决定和你们一起去伐罪他!”这就是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历史故事的来源。
听了这话，三位大臣呆若木鸡，半晌才回过神来。
王经跪下身，一边叩首一边劝阻道：“陛下，这可千万使不得啊!从前鲁昭公不能容忍季氏专权，结果是失败亡国，被全国人讥笑!此刻司马昭专权并非一天两天的事，朝廷中他的爪牙也不是一个两个，而宫中肯听命于您的，实在是太少了!您赤手空拳，拿什么去伐罪?假如不成功的话，恐怕祸殃更大。还请陛下慎重思量，从长计议!”
曹髦冲动起来，咬着牙说：“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已下了决心，做好了死的准备，另有什么恐怖的?况且我们不一定会死!”
说完，他径自入后宫，向太后禀报去了。
王沈和王业明显地知道曹髦基本不是司马昭的敌手，肯定必死无疑。他们生怕司马昭今后会治他们的罪，立即溜出大殿，直奔司马昭府中告发去了。
曹髦手持利剑，带了一百多名童仆刚出宫门，迎面赶上了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奉令带了一队人马赶来。双方动起手来，曹髦持剑大喝一声：“我乃当朝天子，你们冲入宫中，莫非想杀君谋反不成?”
4、化干戈为玉帛
大禹受舜的禅让而继位，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奠基者。据说大禹活到了一百岁，死后葬在会稽山。大禹是夏后氏部落首领鲧的儿子，据传为颛顼(zhuānxù)曾孙，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君。
大禹幼年时便随鲧东迁，来到中原。其父鲧被尧帝封于崇（即中岳嵩山），叫崇伯，实际上是一个封国国君。当时中原闹水灾，尧帝便叫鲧治水。因为治水的组织是半军事性质，号令很严，所以鲧的地位和权势迅速上升，以致发展到有能力以暴力破坏氏族社会“禅让制度”的地步，尧帝看到了这种威胁，便命舜以“治水无状”的罪名，把鲧处死于羽山。
大禹的父亲被杀之后，舜又向尧推荐说：“可以让鲧的儿子禹接替父职，继续治水。”禹深知这里面隐藏的政治意图，因此，他“薄衣食，卑宫室”、“声为律，身为度”、“左准绳，右规矩”、“疏九河，陂九泽”、“度九山，开九州”，为平定水患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忠于职守，克勤克俭，身先士卒，埋头苦干，还把地域划定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不仅如此，大禹还功成不居，好让不争，谦卑自律，责躬罪己，仁厚爱民。以前，大禹的父亲鲧在自己的封地上建造了很高的城墙来保卫自己，使得自己属下的部落及族人纷纷离他而去；也使得其他部落的人认为有机可乘，都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机会。大禹当上首领后，注意到这个情况，就马上派人拆掉了城墙，填平了护城河。不但如此，他还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大家，毁掉兵器，以道德来教化人民。大禹带领部下，因地制宜，教民众学种稻谷、种杂粮，发展农牧业生产。这时候天下安定，国富民强，老百姓家里集聚了够好几年吃的粮食，国库中的贮备也足够用好几十年。
大禹带领整个部落的人都各尽其责，别的部落相继来归附。大禹在涂山开首领大会时，来进献玉帛珍宝的首领有上万人。舜也觉得大禹是一个能够治理天下的贤能之人，就在老了以后把帝位禅让给了大禹。
多行不义必自毙
释义:坏事干多了，结果是自己找死。
语出:先秦·左丘明《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春秋时期，郑国君王郑武公有两个儿子，一个称“庄公”，一个称“共叔段”。
郑武公死后，由他的大儿子郑庄公继位。可是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在偏爱他的母亲姜氏的支持下，竭力扩充自己的封地，积极进行夺取王位的准备工作。
郑庄公的大臣祭仲知道后，力劝庄公，说：“君王要及早安排啊，共叔段的势力已经很强了，再这样下去，您的王位会被他篡取的！”
庄公听了，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意指：一个人若不仁义的事情做多了，必定会自取灭亡，你就等着吧！
丙真，共叔段的势力在不断扩大，将郑国的西、北部边境招于自己门下，直至廪延。同时，他在不停地修筑城池、屯田积兵，并让其母亲姜氏里应外合，攻下郑都。
庄公早有防备，趁共叔段进军郑都时，出奇兵攻其窝穴。长久受共叔段压迫的农民们也参与战斗，使共叔段兵败，逃亡他处，而庄公出军追杀，最后使共叔段走投无路，被逼自杀。
篇6：「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
与其临渊慕鱼 不如退而结网
一个人在河边看到水里的鱼又大又多，很想吃，就天天守在河边“望鱼兴叹”，一个老人看见了，就对他说;“你天天在河边看着这些鱼，鱼也不会自己跳上来，你不如回去织张网来捞还管用一点。”那人听了，就真的回去织了张大网，当他把网撒到河里后，果然捞到了又大又多的鱼。这就是“与其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这个典故的来由。
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懒惰是不会天上掉馅饼的。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才会有成功的那一天。知识是打开成功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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